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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一面光辉旗帜(请缨抗战)

作者:佚名     来源:乐山理论网     发布时间:2019年05月28日    点击数:

第六章 请缨抗战史剧硕果

请缨抗战

郭沫若于1937年7月27日回到上海,由党组织安排在高乃依路(今 兰路)的一所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公寓里居住。这次回国,郭沫若怀着“国亡与亡,国存与存”的决心,誓为民族的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与夏衍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以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了《救亡日报》,自任社长,由夏衍和阿英分任主笔和主编。他不但亲笔题写了刊头,而且撰写了不少评论、杂感、诗歌和战地通讯,广大读者争相购阅,以致报摊上常有人不说买什么报纸,而只讲“买郭沫若”。《救亡日报》大大鼓动了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情绪。郭沫若自己亦常亲往前线访问、慰劳抗日将士,陆续写了不少通讯和访问记。

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陕西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听到了这些消息,郭沫若和全上海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他不辞辛劳地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战时设计委员会、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界救亡协会、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曾为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中国文化界告国际友人的沉痛宣言》,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提请全世界人民协同防止战祸蔓延;曾为唐瑜、丁聪创办的《民族呼声》题签刊名,为汪馥泉所编《中日战争预测》题签书名,为洪深、金山率领的救亡演剧队书写队旗;曾往国际电台作题为《抗战与觉悟》的演讲,鼓动军民认定“抗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只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全面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

郭沫若在上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他回国还不到两个月,就接到陈诚转交的蒋介石的来电,命往南京晤面。郭沫若不愿会见曾经通缉过他的蒋介石,周恩来劝他一切以大局为重,他听从了。

抵南京后的第二天傍晚,蒋介石在住处接见了郭沫若。蒋介石接见郭沫若的消息很快登了报,郭沫若自己也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朋友们都说这是郭沫若的一大胜利。

在南京期间,郭沫若还拜访了叶剑英、叶挺、博古(即秦邦宪)等人,并前往郊外汤山公路,凭吊了1931年11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了的邓演达。

从南京回到上海后,郭沫若的日程表上排得满满的,诸如庆祝双十节,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与周信芳、高百岁、金素琴、田寿昌、欧阳予倩等人商讨旧剧改革,桩桩事情都与抗日救亡有关。

日寇占领上海以后,又沿着长江、津浦线和苏嘉路向南京猛扑。郭沫若已经办完了该办的事情,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早,从公和祥码头登上了一艘挂有红十字会旗帜驶往香港的法国邮轮,同船的有何香凝、邹韬奋等各界知名人士。这是党组织为确保大家的安全精心安排的,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交战国对于悬挂红十字会旗帜的交通工具不得轰炸。前面的航道开阔了,邮轮满载着觉醒了的、肩负着抗日救亡重任的知名人士,已经安全地出了吴淞口,自由地驶向大后方。

郭沫若本想到南洋募捐,回国办报或从事其它文化事业,后来感到没有十分把握,就听从了朋友的劝告,准备先去广州提前恢复《救亡日报》,这样既可以在华南建成一座精神堡垒,又可以解决朋友们的工作问题。

1937年12月6日,郭沫若来到广州,借宿在郊外梅村朋友家。鉴于此行主要为了办报,郭沫若不得不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士交涉,想争取他们的资助。可是大失所望,市党部主席吴铁城一下就“关了门”,市长兼财政厅长曾养甫也一毛不拔。结果几经周折,才征得广东军阀余汉谋的支持,愿每月捐助毫洋一千元,作《救亡日报》经费。郭沫若赶在年前做好了复刊的准备,12月28日就写好了复刊词,重申“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表示“我们要在文化战线上摧毁敌人的鬼蜮伎俩,肃清一切为虎作伥的汉奸理论,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1938年新年伊始,《救亡日报》粤版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次郭沫若在广州的时间不长,却多次参加民众的集会和游行活动。还往市无线电台作了题为《武装民众之必要》播音演讲。

元旦那天,陈诚突然从武汉拍电报,说“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一时也不知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在赴南洋之前先去武汉会会阔别已久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邓颖超,倒也不错。6日中午,郭沫若应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之邀往该校演讲后,即于当晚登上粤汉路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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