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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一面光辉旗帜(史剧硕果)

作者:佚名     来源:乐山理论网     发布时间:2019年05月29日    点击数:

史剧硕果

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共高潮,殃及四十年代初期的重庆,文网密布,特务横行。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的一百六十余种剧作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和上演;他们外出,后面往往有特务盯梢。

在天官府四号和七号的周围,国民党反动派也布置了不少特务在严密监视。

“普天皆冰雪,依旧要开花。”不管环境怎样恶劣,斗争总得进行,不过形式更需要灵活、巧妙。上演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难以通过,就演出历史剧,《棠棣之花》上演的成功,可以说为话剧开创了一条新路。郭沫若五十寿辰之后的短短两个月内,这出戏应各界要求竟三度公演,连演了四五十场,居然还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剧团不得不在《新华日报》上“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郭沫若总结了创作经验,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说:

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愈难于考评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

这个宝贵的经验,后来被许多戏剧工作者当作历史剧创作的原则。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也有力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话剧工作者。1942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郭沫若开始动笔,每天不管社交、会务、应酬活动多么忙,他都要挤出时间写《屈原》。由于写得过猛,连一支新的头号派克笔都被触断了。他一边写,一边把原稿送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去刻蜡纸油印,往往刻蜡纸的人远远赶不上他的写作速度。

1月11日,《屈原》脱稿,郭沫若如释重负。

4月3日,《屈原》如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都在谈论屈原。郭沫若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

《屈原》在重庆首次公演十七天,场场客满,卖座近三十万。

周恩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与在座的每个人碰了杯,他说:“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说完,他为郭沫若斟满酒,大家都围上来,抢着同郭沫若干杯。

《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一部历史剧。它不仅在国内多次上演,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而且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也得到人们的赞誉。《屈原》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强烈深远的影响和巨大成就,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屈原时代象征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塑造了屈原这样一位充满民族正气的光辉艺术形象,振奋民族精神,激发人民的抗日热情。

2月2日他又开始写《虎符》,于11日完成。他承认写这个剧本有暗射的用意,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与魏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多少有点相似。如姬临死前谴责魏王的话,很容易引起读者、观众的联想和共鸣,她说:“哦,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具。你把死的威胁来恐吓一切的人,你要使一切的人都变成没人性的你的奴隶牛马,你的摆设玩器,我现在要把人的尊严指示给你了。你所制造出来的死是不足以威胁人的呀!死倒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创造品的时候,你的威权也就一切都完结了。”这不也是指着蒋介石的鼻子在痛斥吗?

1942年五、六月间,郭沫若又从《史记·荆轲列传》中高渐离以筑击杀秦始皇的故事取材,创作了五幕历史剧《高渐离》。

《高渐离》的火药味比《虎符》还要浓烈,主人公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这当然是有所指的,作者毫不讳言,他写这个剧本就是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

9月3日,郭沫若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创作了历史剧《孔雀胆》。该剧写的是元代云南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公主阿盖相爱,后被与王妃相勾结的参政车力特穆尔谋害的悲剧。

接着,郭沫若又以夏完淳被捕前后直至牺牲的一段史实为主要内容,着重歌颂他慷慨殉国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鞭挞洪承畴等人甘愿充当清廷走卒的卖国投降行径。完成了剧本《南冠草》的写作。演出时,洪深征得郭沫若同意,将剧名改成了《金风剪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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