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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一面光辉旗帜(较场口事件)

作者:佚名     来源:乐山理论网     发布时间:2019年06月05日    点击数:

第七章 勇往直前,迎接解放

一、较场口事件

19461月,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强大压力下,加上国民党军队全面内战准备尚不充分,国民党被迫与中共谈判并签署了停战协定。110日,又被迫召开了有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郭沫若以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身份与会。在正式开会前两天民主建国会的招待会上,郭沫若发表讲话,说:“政治协商会议不成功不得了,成功得马虎也不得了,不但要受当代的批判,还要受历史的批评。”他又说:“抗战时枪杆要紧,建国时笔杆与学术重要,‘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民主化’都要以科学做根据才行。”他还建议“大将军们”功成身退。在政协会上,郭沫若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同国民党作了旗帜鲜明的斗争。在讨论改组国民党政府问题时,他发言要求限制“主席权限”,并揭露增设“国府委员”的欺骗伎俩,不免要成为“伴食大臣”。

由于国民党对政协会议本无诚意,因此,在会议期间就接连发生了沧白堂事件与非法搜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黄炎培住宅事件。尽管如此,由于共产党及郭沫若等其他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政协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取得了成功。1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

210日上午,重庆各界群众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与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主席台设在较场口中央,是临时搭起来的,坐西向东,上面挂着横幅和标语。九点钟过后,郭沫若走上主席台,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个个喜笑颜开,但他同时发现台子两边和前几排,站着许多歪戴帽子、穿长褂或呢子中山装黑大衣的人。郭沫若知道这伙人一定是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开会时间还没到,台下那帮歹徒就大叫大嚷起来。主席台两边的一二十个歹徒立即蜂拥而上,去抢台上的扩音器。台下群众愤怒地高呼:“不准捣乱会场!”歹徒们哪里肯听。李公朴等人上前干涉,台下前几排的那些歹徒居然高喊“打!打!”于是歹徒们一个个手持铁棒、石头跳上主席台,扭住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人就打。郭沫若赶紧起身阻拦,歹徒们便抓住他的胸口,先打落眼镜,再把他打倒在地,狠踢他的胸口……这时,有人喊:“是政协代表,打不得!打不得!”同时,群众中也有人向在场的国民党宪兵交涉:“这是代表,你们非保护不可!”这样,郭沫若等人才被一群青年簇拥着离开了较场口。

他们在街口遇见刚从较场口过来的邵力子,郭沫若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向他讲了一遍,然后说:“这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邵力子默然无语。

当天下午,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在中苏文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较场口事件经过。郭沫若带伤赴会,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慰问。他说:“今天惨案的发生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政协的五项协议是在蒋主席主持的会议上经过全体起立,很严肃地通过的,像今天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对蒋主席本身的侮辱。”记者们手中的相机对着他不断“咔嚓、咔嚓”,闪光灯把他因被打额头上隆起的乌青包块照得发亮。他捂住胸口吃力地接着说:“有些人的作风和想法不容易改变,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自己的失败。”

惨案发生后,全国文协、经济周报、复旦大学等几十个机关、团体、学校和个人寄来了慰问信,登门看望者更是络绎不绝。

鲜花多得没有那么多花瓶来插,广柑收了二十几篓,郭沫若对于立群开玩笑说:“别人发了抗战财、胜利财、接收财,而我却发了‘挨打财’。”对于朋友们的慰问,他表示由衷的感谢,说:“自己只受了一点轻伤,算不了什么,实现民主才是重要的事情。我身上还有许多血,我是准备第二次、三次再去流血的!”表示了自己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后来,郭沫若在《南京印象》一文中,追述较场口事件时说:“挨打在我倒是很大的收获。在我身上多挨几拳,便在朋友身上少挨几拳。在我身上多流几珠血,便在朋友身上少流几珠血……我已经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国内国外的同情。”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曾为较场口血案向法院提出诉讼,公审打人凶手。郭沫若、李公朴等人亲自出庭作证,作为打人凶手的被告居然有恃无恐,反而诬告郭沫若、李公朴等人。案子当然不会有结果,天底下哪有自己审判自己的呢?国民党法院这样做本来就是装装样子走走过场,欺骗舆论而已。血案就此不了了之,凶手们全都逍遥法外,而且还在拼命扼杀打击进步民主势力。22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被特务砸得七零八落,紧接着刚刚创刊的民盟机关报《民主报》也被特务捣毁,郭沫若还是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他与在重庆的政协代表邀请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谈话,严词谴责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的可耻行为。他沉痛地说:“漂亮的四项诺言我自己的耳朵亲自听见宣读,政协的五项决议有一部分我自己的手亲自参加过草拟,这些都吹掉了。沧白堂的石子,较场口的铁棒,我自己的头亲自挨过;《民主报》的捣毁,《新华日报》的捣毁,我自己的眼睛亲自看见过。”郭沫若感到极度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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