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沙湾新闻网! 设为首页 收藏本站
新闻热线: 0833-3440026
您现在的位置: 沙湾新闻网 >> 信息总汇>> 沙湾文学>>正文内容

郭沫若——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一面光辉旗帜(创作《蔡文姬》)

作者:佚名     来源:乐山理论网     发布时间:2019年06月13日    点击数:

创作《蔡文姬》

郭沫若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具有非常渊博的历史知识。抗战时期在重庆,几乎是一口气写下了六个历史剧。后来,由于环境、工作关系等原因,他的历史剧创作沉寂了一段时间。

1959年1月,郭沫若陪外宾到广州参观。他瞻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寻访了南宋爱国志士陆秀夫背幼帝蹈海的遗址。经过两个月的酝酿、构思,郭沫若终于开始提笔写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其实,早在1923年,他创作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之后,就打算接着写蔡文姬。把她作为“三不从”(在家不必从父、出家不必从夫、夫死不必从子)的榜样之一,跟《卓文君》、《王昭君》合成三个叛逆的女性三部曲,可惜没有写成。然而,几十年来,蔡文姬这位历经坎坷的女诗人形象一直占据着他的心灵之一角,他热切期望有一天她能在舞台上“活”起来,以她那哀怨悲壮的《胡笳十八拍》打动观众的心。

在具体构思剧本时,郭沫若明确意识到:自己虽然在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塑造一个萦绕心头三十多年的形象,但这三十多年沧海人生的变化,使自己的创作意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写三部曲是力图从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角度去刻画她,如今却想把她作为被曹操拯救了的“一个典型”来塑造,他力图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来表现曹操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

从这个意图出发,曹操就当然不能是一般的陪衬人物,而应当是一个着力刻画的重要人物。蔡文姬能够被从匈奴迎接回国,全靠曹操文治武功的影响,可是她离开自己的祖国已经十二年了,对曹操的功绩不可能清楚,那该怎么办呢?在这个问题上,郭沫若很费了一番心思,最后果断地决定,把她后来的丈夫董祀虚构成为被曹操派往匈奴的使者,董祀同时又是文姬的亲戚。郭沫若知道这一笔是相当大胆的,因为这不符合史实,会引起非议。但郭沫若认为派谁为使者,这并不是历史的本质,使者凭借曹操治国的威力并宣传其雄才大略和业绩,从而完成使命把文姬赎回来,这才是历史的本质。根据郭沫若认为的史剧创作可以“失事求似”的原则,这样的虚构当然是可以的,而且大有好处:可以及早让董祀卷入矛盾冲突中;通过董祀两次化解文姬的心理矛盾,介绍曹操的治国业绩和文韬武略;通过文姬为董祀辩护的情节,即刻画了曹操勇于改过的品格,也刻画了文姬仗义执言的性格。这样一来,郭沫若就把未出场的曹操与出场的曹操跟文姬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为了能使文姬放心地离开匈奴,郭沫若又虚构了她的姨母赵四娘这个人物。她跟文姬同时为匈奴所虏,多年来相依为命,最后决定自己留下来照顾文姬的儿女,促成文姬归汉的决心。

郭沫若直奔主题,为文姬归汉设想了新的理由,那就是通过董祀亲口告诉文姬:曹操统一北方之后,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曹操看中了文姬的才华,要赎她回去,希望她女承父业,继撰《汉书》。这一理由亦非历史事实,纯系虚构。但这样的虚构既提高了文姬的思想境界,也突出了曹操的文治业绩。经历过“别妇抛雏”的创痛,最终毅然返国的郭沫若,深深懂得能经受这般痛苦熬炼而最后下定决心的人,绝不仅仅是因为思乡,必定有一个更高的生活目标吸引着他、支撑着他。于是在第三幕中,安排董祀再一次为文姬解开心头的愁闷,突出一个人应该具有把天下的悲哀作为自己的悲哀,把天下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第三幕,文姬在第四幕中为董祀洗刷罪名,就不仅是出于私人感情和一般的正义感,而是再一次肯定和宣扬曹操坚持文治的伟大感召力。郭沫若深为自己的《蔡文姬》有了崭新主题与构思而欣喜。为了增加喜剧色彩,他又设计了文姬与儿女重逢,以由曹操主婚把文姬嫁给董祀的大团圆结尾。在这一幕中,郭沫若还为文姬作了一首《重睹芳华》,再次突出和歌颂了曹操。

5月1日,《蔡文姬》修改定稿后,郭沫若又为它写了序,同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同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赶排这出戏。当得知该戏由焦菊隐执导,朱琳饰蔡文姬,刁光覃饰曹操后,郭沫若大为振奋,坚信演出一定会很成功。

演出确实非常成功。台上文姬道白:“我一听见小孩儿的声音,就好像(听见)他们(文姬的儿女)的声音。我一看见别人的小孩儿,就好像他们来到了我的眼前。”台下郭沫若联想到自己当年“别妇抛雏”归国抗战而留在敌国的妻儿,不觉泪流满面。他轻声对坐在身旁的曹禺说:《蔡文姬》是用我全部心血写出来的,“因为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剧中文姬归汉的故事与作者归国抗战确有相似之处。正由于有真情贯注其中,因此,《蔡文姬》一剧最成功最感人的不是正面歌颂的曹操,而是饱经患难、情感丰富而又才华卓具的蔡文姬。而蔡文姬这一形象的成功,才有可能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达到为曹操翻案的目的。

1960年,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武则天》。1962年,他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郭沫若一生创作历史剧(含电影文学剧本)12个;20年代3个、40年代6个、解放后3个。这些历史剧大多“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富于现实性和战斗性,成为他一生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我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分享到:

相关文章